两三个人谈了看法后，吕志锟发言维护指挥部的部署，说：“我认为前一段时间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在南山矿摸查，基本上排除了11号尸体是矿上内部人的可能。在社会上的摸查中，没有人出面认尸，也等于说排除了尸主是无辜受害者的可能，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即11号尸主就是罪犯的之一，这个结论不能动摇。”
有人发问：“如果罪犯不是本地人呢？”“这种可能性太小了。案发后我们就及时进行了堵截。罪犯丢弃了原来的运输工具，若想另外找辆车逃出鹤岗，或者拦截，或者打出租，两者都会留下线索，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，这是一；第二，从假牙的调查情况看，罪犯是本地人；第三，根据枪伤的并案，也说明罪犯是本地人。我们不能缺少直接证据就影响基本的判断??” 钱副局长说：“假设11号尸体确定是罪犯之一，是本地人，而且是高连国、小金鹤两起案件的案犯之一，那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鹤岗土生土长的青年人，家里一定有亲属。人既然死了，亲属为什么不能认尸？难道亲属还要为一个死人承担包庇罪吗？”钱副局长这段话说得实在有道理。在如此重大的血案面前，罪犯家属深知责任的重大，亲人既已丧命，知情不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。这也正是闫自忠反复揣摸的问题。
又一番争执以后，闫自忠出面表态了。他认为钱副局长等人的问题提得很好，从这一阶段的进展看来，案情的确比想象的复杂，有些关键性的东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。但是，他同意吕志锟副局长的意见，对前一段工作的方向不能否定，因为这些工作都是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进行的。固然需要开阔思路，多从反面提出设想，但还没有理由推翻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。他个人仍然坚信，11号尸主就是犯罪分子之一，而且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人。他的同伙应该也是鹤岗人，至今隐藏在鹤岗。 他讲话时，眼睛没有离开桌上的稿纸本，稿纸还是从省厅随身带来的。上面记录了历次听取汇报和开会的内容，也包括自己的发言内容。他深知，处在代表省厅指导工作的位置上，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比别人更大的责任，所以讲话都是事先写在稿纸上的。他极重视搜集和保存这类资料。以往每破获一起重大案件，都要把有关文字和图片汇编成册，以备将来查用。在哈尔滨他的办公室里，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硬壳封面的装订材料，一望而知是个有心人所为。现在，他发表意见时，在场的人也都在刷刷地飞快记录，没有人抬头。麦克风早推在他前面，联接着录音设备。这里的每一句话，将来都可能成为证词。会上的反对意见，也将由于有了文字而成为“立此存照”，说不一定有一天会翻出来作为正确意见的记载。
尽管如此，闫自忠还是一板一眼地把自己的观点补充完整：“为什么没有查出无名尸的来源，我认为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摸排中出现漏洞，有人查得不仔细、不认真，或是忽略了值得怀疑的现象。第二，罪犯作案前就有了周密的安排，设想到案发后如何对付我们侦查。”“两种可能都有，我想更大可能是第二种情况。这些天来案情的研究，表明这伙案犯的反侦查能力不是一般强，这伙人中有高智能者。如果说我们前期工作中有失误，我看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这些人的经验和智商。”
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，刑事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鸡鸣狗盗、鲁莽行事、不计后果的头脑简单的歹徒、现在不同了。现在无数人都在挖空心思搞钱，也包括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人。目前白领阶层的犯罪现象也很普遍，柴河张四维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这类人和明面上的‘刀枪炮’完全是两类人，头脑远比‘刀枪炮’复杂。他们开始作案，问题就要严峻得多。因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傻，有些人比我们还要聪明，我们能想的，他们也能想到。像张四维那样的人，对公安的路数摸得一清二楚，公安仍然用过去的一套破案，怎么能奏效呢？”
“当然，现在我也还说不清这伙罪犯到底使用什么方式逃避开了摸查。但有一点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；他们的确有效地避开了我们的视线，正像老钱和老谭刚才说的，从常理上看，被击毙的罪犯没有不暴露的理由。可实际上到现在确实没有暴露。一具现成的尸体留给我们，我们查不出这个是谁，这是叫犯罪升级。这种升级不仅在于犯罪规模的扩大，更在于犯罪手法的成熟。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。现在关键是斗智，是识破犯罪方的计谋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还要多多开动脑筋。我现在有种预感，此案破后，对我们整个侦查方式的改造将是个促进。”
“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和这位犯罪团伙的主犯谈谈，看看他到底是一种什么人??” “至于现在，当务之急是继续沿着以无名尸为主要突破口的方向，扩展思路，扩大侦查面，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进展。”
“尽管这些人比以往的罪犯狡猾，但他们既作案就必然留下痕迹。从理论上讲，这些痕迹都可能导致最终破案的线索，我们仍然是主动的。”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，省厅指挥中心打来电话，宣布2月13日张昕枫副厅长将率领省厅第二工作组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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