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来，他都觉得自己可怜，也觉得对不起儿女。
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。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，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。现在他还没有钱，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。将来，出现在儿女面前的，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，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。
1991年，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，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，被遣送到大西北，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。
大约在1992年间，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。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，继父对她妈妈不好，经常打骂她妈；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，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，他们没有。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……
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——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。
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。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（化名）说，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，情绪极不正常。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，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，发誓说：“我出去之后，一定要弄到300万（元），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，每人买一辆奔驰车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不能比别（的有钱）人差。”
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。这与他的性格有关，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。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。他比白宝山年长，人性不错，有见识，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，懂得枪械知识。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，一个叫吴子明，一个叫小蛋子（化名），他们都是本地人。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，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，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，两人是另一种友谊。
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。入狱，离婚，儿女受罪，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。狱中人为了宣泄，为了自慰，常常如此。白宝山与他人不同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，不受信口胡吹，他想了，说了，就打算去做。还在监狱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，设计着日后出去，如何去弄这300万元。
——这只能去抢银行。
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，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，他又怎样应付，把自己追到“穷途末路”，再想办法解脱出来。
躺在监号的角落里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，打饭吃饭睡觉，白宝山凡人不理，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。这成了他的白日梦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，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。当然，外人是不了解的。
在监狱里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。
他知道，要作大案，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。小时候他不肯读书，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，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，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。
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、很勤奋，这正是他“立大志”的阶段。
同时，他开始研究案例。
他对所有能找到的，无论书本、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（监狱里能看到电视），都抱有浓厚的兴趣，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。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，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，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。劳动之闲，他常常跟李清亮“探讨”。
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，对李清亮说：“这人太笨，遇到警察不能跑，要迎上去打。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，一开始就跑，肯定叫人家捉住。”
还有一次，他看了几本杂志，和李清亮议论说：“他们被抓，毛病都出在钱和物（赃物）上。不带那些东西，就是被警察抓到，身上没有证据，警察也没办法。”
在白宝山“预想”的那些案件里，作为主人公的他，必须有武器。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，是火力猛，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。还要有车，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——这都是前期准备的“必要条件”。
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，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，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，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。
新疆与内地比，有着许多的不同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，土地辽阔，人口稀少，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，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。退伍军人、基于民兵、猎户、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，都可能有子弹。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。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，也造成弹药流失。因此，在新疆搞子弹，比内地要方便得多。
新疆的劳改监狱，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，把犯人分为“收监犯”和“零星犯”两部分。零星犯负责种菜、放牧等零散劳动。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，又叫外宿犯，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。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，寻机“买”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，并把它们藏匿起来。
弄到子弹，只解决了他“预谋犯罪”构思中的一个环节，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。
在这一点上，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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